董其昌十八岁学晋人书，便目无吴兴，放话“今人眼目为吴兴所遮障”。傅山因鄙视其仕元，痛骂赵字“浅俗如无骨”。可到了晚年，董其昌却说“今老矣，始知吴兴书法之妙”，傅山则写下“秉烛观赵书，不觉汗下”。
让他们彻底改观的，不是后世流传最广的《洛神赋》《赤壁赋》，而是六十岁后写下的一卷行书《蜀道难》。
赵孟頫早年取法智永，结体端庄；中年深耕二王体系，形成温润妍美的主流风格，也因此落下“软媚”的争议。至60岁之后，他主动突破帖学边界，吸收李邕行书的开张峭拔，融入北碑刻石的方劲质感，开启“以碑入帖”的晚年变法。
《蜀道难》是这一阶段核心代表作，全文29行304字，完整书写李白《蜀道难》全诗。笔法一改中年藏头护尾，起笔多直切入纸，转折方圆互用，字形由扁趋纵。
它在二王法度根基上融入碑学质感，汲取李邕峭拔与汉魏碑刻方劲，嫁接刀劈斧凿般骨力，拓展行书表现边界，而非逾越二王规范。卷首“噫吁嚱”起笔带王羲之《丧乱帖》切锋，入纸后调回中锋，灵动中有厚度；横画起笔干脆，转折方折与外方内圆并用，笔画呈涩势韧劲。
元代书家虞集评价赵孟頫晚年书法“笔力痛快，无一点尘俗气”，对应的正是其 “人书俱老” 的境界。笔墨节奏随诗意自然调整，写山之高峻，笔势随之纵展；写水之湍急，行笔随之提速；写路之迂回，线条随之婉转。
它没有脱离二王建立的行书法度，却在流美之外增添了沉厚的骨力与疏放的气象，实现了法度与性情的平衡，契合了传统文人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的审美追求。
对于书法学习者，初学赵体常止步于外形圆润，易染浮滑。临《蜀道难》，可从切锋入笔、方折转折中体会沉着，补足骨力。
其300余字长篇行气连贯、节奏起伏，不靠牵丝，全以笔意衔接，是练习长篇把控的可靠参照，更能帮助理解帖学与碑学融合的路径，跳出单一取法，拓宽书写格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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